摘要 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儿童情感表现的一种组合方式，反映了亲子交往的实质。本文从四个方面概括总结了该领域内研究的新进展：(1)研究范式从亲子单向决定观向亲子系统观转变； (2)研究方法从传统单一化向现代综合化转变； (3)研究内容从单纯类型化影响研究向影响教养方式的多因素研究转变；(4)研究重心由理论研究向应用研究转变。并就这些转变和已有研究带来的问题，提出了前景展望。 关键词 父母教养方式 研究 进展 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直是家庭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心理学界就开始研究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揭示其内在结构及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亲子双向互动观的出现，生态化研究的兴起和心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化、综合化，父母教养方式研究有了新的更大进展。本文针对国内外心理学界父母教养方式研究取得的成果，讨论与分析其发展趋势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我国对父母教养方式的进一步研究寻找思路和提供新的起点。 1 研究范式从亲子单向决定观向亲子系统观转变 心理学关于父母教养方式的早期研究受亲子单向决定观影响，主要寻求父母决定儿童的教养模式。事实上，亲子关系是互动的双向过程。父母的教养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子女特征及行为的影响。单方面研究不能完全发现父母教养方式的实质。20世纪70年代，A. Bell(1968)提出“双向模式说”和亲子控制系统理论，强调亲子关系的互动机制，认为儿童自出生就具有的天赋差异也影响着父母的教养方式。这使得家庭教养研究领域中出现了双向互动观，开始关注儿童特征与父母影响的双向研究。 在研究亲子互动影响因素的过程中又涌现了多种理论，如生态化理论，家庭系统理论等。其中，生物生态模型(U. Bronfenbrenner，1979，1989，1993，1998)和动态系统观(Fischer & Bidell， 1998； Thelen&Smith，1998)最具影响。他们把儿童的发展视为周围多层次环境关系的复杂系统，认为这些系统从微观到中观到宏观，与儿童发生直接或间接联系，儿童发展研究不应局限于微观系统，而应考虑整个系统间的相互联系。这使教养方式研究跳出了微观系统囿限，关注父母的教育观念、文化背景、社会支持状况等对儿童的影响，呈现出更开阔的研究视野。 2 研究方法从传统单一化向现代综合化转变 教养方式的研究成果和进步不仅间接受现代科学系统方法的影响，而且直接受心理学研究方法本身发展的促进与推动。 2.1 研究的生态化趋势 随着心理学应用研究的日益加强，心理学研究愈来愈凸现出生态化趋势。传统的理论与实验室研究逐渐转变为现场研究，强调心理研究的现实情境与条件。生态化研究对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最大影响在于，它改变了研究者的观念，使研究者认识到在真实场景中考察父母教养行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促使研究者在真实场景中考察父母的具体教养行为，能够获得第一手的真实资料，形成对父母教养方式结构与类型的反思。这使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获得了新的发展。如陶沙从日常生活中母亲与儿童交往时所涉及的多个方面入手进行研究，提出了母亲教养行为的敏感性、接触与参与、交往指导、认知发展指导、积极情感的表达与消极情感的表达等6个因子。 2.2 研究手段的综合化 国内外心理学界对教养方式研究不再采取单一手段，而是在研究中同时借助多种方法，使获得的资料和信息更真实可靠。而且，数据分析的手段也日益先进、复杂、精确。借助于SPSS和LISREL等统计软件，研究者可以从多角度精确分析处理数据，提高了研究质量。如陶沙、董奇等综合运用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与差异比较等方法，揭示出幼儿母亲抚养困难与教养行为之间具有较为紧密、复杂的内在联系，并进一步揭示了在母亲抚养困难较高情况下，父母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对母亲教养行为的调节作用。 3 研究内容从单纯类型化影响研究向影响教养方式的多因素研究转变 3.1 单纯类型化影响研究 早期的心理学家，感兴趣的是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型探讨，最具影响的是美国心理学家Baumrind(1967，1991)的研究。他采用家庭与实验室观察研究，提出了父母教养方式的两个主要维度：要求和责任；并由此组合形成了权威型、专制型、宽容型，漠不关心型等四种教养方式。后来的一些研究支持并补充了他的研究，认为权威型父母对儿童的需求反应及时，有适度控制，能理想地促进儿童适应性行为和能力的发展。专制型父母则经常使用专断权力和惩罚等高控(high power)策略，强调儿童的绝对服从，这与儿童的焦虑、恐惧和挫折感高度相关，易造成自我中心，出现不良行为与适应问题。宽容型父母对儿童很少提出要求，能给予他们最大的行动自由，甚至“听之任之”，易使儿童缺乏独立性。漠不关心型父母对儿童不提要求、不关心，甚至拒绝，造成儿童发展各方面的混乱(Kurdek &Fine，1994； Lamborn et al.， 1991)。 Hoffman等人则专门研究了惩罚类型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他们将惩罚分为“强制”与“爱的收回”两种。研究表明，“强制”会引发儿童敌意，阻碍儿童的社会规范内化，降低其良知发展。“爱的收回”会导致亲子情感破裂，使儿童体验到威胁与焦虑，产生过深内疚感，表现出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刻板性。但Hoffman后期和King以及Baumrind的研究又指出，在权威型教养方式下，虽然父母向儿童实施惩罚，但如果富有情感性，并伴随合理解释，则会促进儿童形成强烈亲社会行为与道德责任感。也有研究提出，父母的支持、奖赏、指导和适当反应影响儿童能力的发展。而对子女的适当要求可以促进儿童认知与社会能力发展，特别是在对儿童的要求和支持与反应结合时更有效。 我国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多从单纯类型论角度界定父母教养方式。进入90年代后，则从系统论思想出发，企图深入探寻父母教养方式的内在结构，强调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整体把握父母教养方式这一综合体。陶沙等(1994)从溺爱、忽视、专制、民主、惩罚、成就要求及教育的不一致等七个维度来看待幼儿母亲的教育方式。杨丽珠等(1998)选取了母亲教养方式的溺爱性、民主性、放任性、专制性和不一致性等多个侧面，全面探究其与儿童气质的关系。林磊(1995)则选择溺爱性、专制性、放任性、期望性、不一致性、拒绝性和民主性七个教养方式维度，将教养方式分为极端型、严厉型、溺爱型、成就压力型和积极型。 3.2 影响教养方式多因素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生物生态模型及动态系统观的提出，促使心理学家将父母教养方式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查，不再局限于家庭系统的内部研究，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多因素，使其研究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 巴斯顿发现，美法日三国母亲对儿童注视他人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日本母亲鼓励并引导子女注视他人的行为；而美国和法国母亲对儿童注视他人的行为没有明显反应。Chamberlin(1974)、Lytton(1980)及Minton和Levine(1971)等研究证实，白人中产阶层父母对儿童更多使用建议和解释，对其需求更多采取积极肯定的反馈；而较低阶层的父母更倾向于对儿童加以限制，强调权力介入。Cox(1987)发现，抑郁母亲的亲子互动质量差，更多使用控制手段，忽视子女要求。Mcloyd(1994)发现，高压力情境下，父母的自我效能感差，对儿童较少温情，缺乏耐心和参与，对儿童的消极控制较多，容易受到激惹。Martin(1975)发现，父母和儿童的性别影响父母对待子女的方法，与子女异性别的父母比与子女同性别的父母对子女更仁慈、少严厉且更允许子女自由。儿童的行为特征与气质也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活动过度的儿童母亲比正常儿童的母亲有更多的指令和否定性；困难型气质的儿童容易与母亲发生冲突，这增加了母亲的控制，继而增加了子女问题行为的可能性。 国内研究则从亲子双方特征入手，关注家庭环境、关注父母所处的文化背景，系统地探讨了父母因素、儿童因素、家庭结构与文化背景等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如夏镇夷(1985)、杨征(1989)、王秋英(1998)、钱铭怡(1999)等进行了跨民族研究，发现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教养方式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反映出父母养育方式具有民族性、地区性的特点。这与各民族区域性与文化宗教信仰等特点有关。张文新(1997)比较了城乡两种文化背景对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存在城乡差异。城市青少年的父亲有更多的情感关爱；城市母亲与农村母亲在情感关爱方面没有差异，但其干涉、保护、否认拒绝、惩罚严厉更多。王耘等(1999)的研究证实，家庭结构是影响母亲抚养行为的重要变量，主干家庭母亲的抚养行为总体上优于核心家庭的母亲。桑标(1991)的跨国研究表明，上海父母的教养方式以专制型为主，日本父母的教养则是介乎权威与宽容之间。马钢(1989)、张溯(1995)和高健等人(1999)对中日两国的调查显示，两国独生子女父母均出现过保护倾向。与日本不同的是，我国幼儿母亲还存在着期望过高的倾向。日本母亲多采取宽容态度，孩子成长也与母亲期望较为一致；中国母亲虽然对孩子期望较高，但孩子成长水平与母亲期望却存在一定差距。中国家庭更注重学习能力培养而忽视孩子自立能力培养。 还有研究关注亲子外在特征的影响，发现儿童的性别、年龄因素影响父母教养行为的某些侧面，其气质和消极行为特征显著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也有研究开始深入发掘亲子双方内在生理和心理因素的作用，看到了母亲血型、父母意识和父母教育观念的重要性，开始进一步探索它们的内容和结构。 4 研究重心由理论研究向应用研究转变 以往的研究多是关注教养方式理论的发展，并以此进行实验研究。随着对异常群体父母教养方式研究的关注，教养方式研究开始针对特殊障碍患者的家庭教养方式的干预而展开。 4.1 异常群体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 过去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大多针对一般群体，近年对异常群体父母教养方式的探索逐渐引起大家的关注。有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潘天伟、吉峰等，2000；吕锋等，2002；Gertrude et al，2003)、社交恐怖症(W. A. Arrindell， 1989；W. J. Magee等，1996；张勤锋等，2000)与应激障碍(陶建美，2003)患者存在着诸多不良的教养方式，如父母均缺少情感关爱，有更多拒绝、否认、严厉、惩罚及干涉，母亲有过分保护和偏爱。还有研究发现，儿童行为紊乱与多动与父母拒绝和强制有关(Michael H Boyle等，2002；Lynne Murray等，2003)；焦虑症与父母控制有关(Brian C. Chu等，2003)。 刘学俊(2000)、陈玉民等(2001)、刘均富等(2003)的研究发现，神经症患者家庭中，父母对男孩偏爱，对女孩缺少情感温暖且教养方式不一致。男性患者的个性形成与父母的情感温暖及偏爱有关。父亲严厉、惩罚及干涉是导致女性患者发病的重要因素。女性患者父亲某些方面溺爱而某些方面惩罚严厉，这种不一致的教养方式可促发患者心理冲突及矛盾情感的产生，为神经症提供病前基础。父母在教育过程中，应根据子女性别实施不同教养方式，对女性要避免使用惩罚严厉的教养方式，对男性要避免给予过多的情感温暖及支持，培养他们独立创新、具有开拓性的个性特征。溺爱会使他们缺乏自信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人格弱型，为神经症提供人格基础。Garber et al(1997)、闫珉、桌东炳等(2002)的研究还发现，抑郁症患者父母惩罚批评过于频繁、严厉，且否认子女能力，过度保护，对子女冷落忽视，缺乏情感关爱，易使子女形成强烈自卑，缺乏自信，对自己要求苛刻，把不愉快情感归因于自身，产生自责与无助感，依赖性强，缺乏主见，过分追求完美，不会争取利用社会支持系统，常以消极应付方式来应对负性生活事件的心理特征。 国内外的研究还探讨了犯罪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格卢克(S. Glueck)、班杜拉(Bandura)等人的研究发现，犯罪者的父母对子女缺乏感情，经常使用嘲笑和体罚的教养方式[23]。还有的研究发现，由于犯罪者的父母过多采用惩罚严厉、拒绝否认、过分干涉和保护的教养方式，易使子女形成情绪不稳、残暴、缺乏同情、反社会倾向。这些研究表明，在改造罪犯的同时，应加强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干预，特别是对年轻父母、未育父母教育子女方式的指导，才能前瞻性地预防犯罪。 4.2 父母教养方式的干预研究 国内外对异常群体父母教养方式的关注，引发了对此类群体的干预计划研究。典型的有NCD，LEAP，TPD以及Patterson&Barlow等(2002)的教养干预计划，以及Harris&Franklin (2003)的认知行为的团体干预。 干预研究的理论根源可追溯到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Lazarus&Folkman的交互应对理论和D’Zurilla&Nezu的问题解决模型。社会学习理论假设，个体在由个人选择、环境影响及对应行为构成的交互影响网络中促进了行为环境的形成。这就使认知—行为团体干预特别重视技能的实践与掌握以及建模和激励策略的应用。交互应对理论则将问题解决与应对方式相联系。而D’Zurilla &Nezu的问题解决模型可以看作是交互应对理论的应用模式，使得理性地传授问题解决技能成为可能。 一般来说，干预研究包括四个步骤：(1)榜样技能建模；(2)角色扮演；(3)延续实践的课业练习(4)差异的反馈与调整。成功干预的共同特性(Seitz &Apfel，1999；Harris & Franklin，2003)主要有：关注父母生活管理、养育以及工作技能的培养；父母自选目标的实现；父母教养能力的构建与自我效能的提升；正向社会支持系统的鼓励；对父母教养困难的及时反应。已有的干预研究表明，对父母的技能训练会提升父母的社会支持感与控制感和自我效能(Hogue&Liddle)。 5 父母教养方式研究的前景展望 从以上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转变分析，未来研究将会注重以下研究取向： 5.1 系统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证 家庭是一个有机系统，双亲与儿童之间存在复杂的亲子交互作用。长期以来的研究多关注母亲及其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影响，忽视了父亲、家庭其他成员乃至家庭外层系统对教养方式与儿童的影响。随着家庭规模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家庭形态已从家庭树发展到家庭森林态，这必然造成相关理论构建的局限性。所以，以后的研究必须从系统论观点出发，拓展教养方式的内涵与外延，从更大系统层次来构建与实证教养方式的有关理论，使其具有更强的实践意义。 5.2 对教养方式与亲子互动的生态化研究 目前的许多研究虽然注意到在真实环境中研究父母的教养方式，但在实践时却过于简单、形式化。仅靠研究者短暂的观察、访谈和问卷还无法完全真正把握父母教养方式的实质，因而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生态化研究。生态化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须首先对儿童真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客观描述，然后进行编码量化，作出解释。它强调观察或描述的重要性，强调实地考察与面对面接触的研究方法。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指出，如果心理学家想揭示父母教养方式与亲子互动的机制和实质，不能忽视对真实情境中的父母与儿童的实地观察，这也许是研究取得更新进展的突破口。 5.3 亲子互动的量化与心理机制研究 有关亲子互动的研究虽然越来越多，但主要是考察亲子交往行为特点与父母、儿童某一方面的特点之间的关系，还很少有人把亲子互动放在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中去研究和考察，缺乏亲子间互动过程中人际效应的研究。另外，考察特定情境中的亲子互动过程多采用观察法，如何采取多种综合方法，对亲子互动过程中父母和儿童的交往行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更为客观、准确的量化，特别是深入探讨和进一步完善亲子互动的心理机制，以指导对不良教养方式与儿童不良社会化的干预，需要研究者进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