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到2010年的五年间，中国出现了近20起重大的铅污染事故。在事故高发的2009年，记录在案的铅污染事故高达178起。
作为世界最大的铅冶炼国和消费国，中国的铅冶炼厂备受诟病。
“中国铅产量占比巨大，因为拥有大量的电池厂（特别是用铅量很大的铅酸电池厂）和铅冶炼厂，中国铅污染的尺度远大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美国自然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律师戴维·莱纳特对中外对话说。
铅在身体中累积有损肾功能，同时破坏神经系统。对处在发育期的儿童，铅毒更可能导致智力下降和行为异常。
据青岛市第九人民医院微博，“儿童铅吸收率高大42%-53%，约为成人的5倍，而排铅能力只有成人的30%。”
戴维·莱纳特对中外对话，“因为孩子常在地上玩耍，铅冶炼厂附近的孩子中毒，更多来自于土壤污染。”他说，对土壤污染，应该设定特定的干预水平，在超过这个污染阈值时，就应该采取治理行动，清除污染。
土壤铅污染严重戴维·莱纳特说，中国铅污染的关键是管理系统不完善——条例规定不够强硬，没有完善的安全标准，政府响应不够迅速，缺乏健全的法律体系。
NRDC从2008年起，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云南环境监测中心和云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合作，对云南东北部的一个铅锌矿开采/冶炼区域进行调研。
历时两年半的调研发现，在工厂的盛行风向上，包括校园、教室、菜地等监测点的数据，超过国家土壤质量标准2到7倍。当地居民严重暴露于铅污染中。
NRDC分析报告指出，当地没有明确的铅污染健康风险管理体系，环境和卫生部门之间很少有互动和信息联系，系统的健康风险评估和干预机制则几乎处于空白。
在防御和治理上，调查区的薄弱环节都很明显：污染源排放控制不足或者没有执行，冶炼厂与生活区没有一个合理的缓冲地带，环境监测范围有限而且不连续，冶炼厂的污染排放几乎处于无监管状态。严重的土壤污染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理。
4月22日，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重金属污染防治与土壤修复专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几十家环保企业开始形成统一的行业平台，这意味着，土壤修复、重金属污染治理作为商业项目，正在中国拥有越来越大的市场空间。
然而，“大量技术和研究成果还处在从实验室开发向规模化应用的过渡阶段”，并且“适用标准缺乏，保障措施不到位，规模化、企业化的服务能力也比较薄弱”。上述专委会这样概括行业现状。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资源与环境业务部副主任郭建强说，“总体上，中国在土壤防治和修复技术上比较薄弱，工程可行性技术不多。”
中国卫生部在2006年出台了《儿童高铅血症和铅中毒分级和处理原则（试行）》。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也是在那一年联合启动了耗资十亿的土壤污染摸底调查，但调查数据至今未予公布。
但是，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对中外对话说，“目前中国的铅排放治理主要是针对大企业，在土壤治理方面的行动不多。”此外，中国尚无统一的土壤修复标准，实施起来也没有技术参考。
受害者补偿缺乏铅污染的后续问题，是受害者的治疗和赔付。儿童铅中毒，目前甚至没有法定赔付标准。
2009年，湖南桂阳县检出178人血铅超标，5日内关停81家高污企业；陕西凤翔检出841名儿童血铅超标，174名中、重度铅中毒；在河南济源，上千名儿童血铅超标，30多家企业被关停。
近三年来，广东韶关、紫金和仁化等地相继爆出血中毒事故。2012年广东仁化37名儿童血铅超标事件，据羊城晚报报道，现在已经增加到了64人。
重庆的郑建伟律师对中外对话说，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县渔箭镇的汞污染事件中，全镇儿童共135人，铅污染中毒轻重不一。政府至今没有赔偿，儿童的家庭也无条件进行治疗。
郑建伟说，在一位村民意外自检发现铅中毒后，许多村民陆续带家人去医院检查。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曾在2010年把周边的孩子都送去成都华西医学院职业病检测中心检测，有47名儿童鉴定为铅中毒。一些孩子的检测值超过400微克每升，而正常值是100微克每升。
排铅治疗进行了一两个月，在医院的血铅检验报告合格后结束。后续没有任何补偿。
要寻找出路，也曾经历严重铅污染的美国，能否效仿？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情况和中国相似。在70年代末，美国采用了新的发展模式，大约历经10年，有了明显的好转。”他说，美国经验，或许可兹借鉴。
目前，美国只有一个初级铅冶炼厂（从铅矿炼制铅），其他的都是二级铅冶炼厂，靠回收电池等铅制品提供铅原料。加上一部分墨西哥进口的铅制品，基本可以满足美国国内的需求。
按照美国立法规定，销售电池的商家同时也有责任回收旧电池。
戴维·莱纳特认为，对中国来说，良好的管理规范和标准，是长远的考虑；要解决当下问题，杜绝危害蔓延，最紧迫的是制定污染治理的法律，“强制工厂和政府去修复和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