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两岁10个月的他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
3月25日凌晨1点，从他身体上摘下的肾脏抵达广州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随即手术，并宣告成功。中午1点，另一例肾脏也成功植入。他的肝脏，则在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得以新的延续。
截至目前，3例手术一切顺利。这意味着，这个名叫武泽功的小男孩，让3个人的生命得以延续。
消息传来，兰大二院的资深外科专家李玉民激动不已。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份“珍贵的生命礼物”得以延续背后的惊心动魄。
3月24日下午2点50分。
兰州市中心地带一幢高楼6层的楼梯口，李玉民教授焦急地踱着步子。此时，伦理委员会的会议还没有结束。
为联系受体，“几乎把国内大的器官移植中心都找遍了。”李玉民一口气列举了好几家知名医院的名字。从前一天下午3点开始，他就开始指挥这场让生命延续的战斗。
事实上，早在家人主动提出捐献小泽功遗体的那一刻起，这场战斗就悄然打响了。兰大二院的专家们先开始在各个科室寻找，确定没有合适的受体后，又联系了全甘肃省有资质的医院，依然还是没有配得上的受体。后来，又通过甘肃红十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把寻找的范围扩大到了全国有资质的医院。
除了要寻找合适的受体，摆在李玉民面前的还有另一个难题。面对年龄如此小的供体——只有两岁10个月大的男孩，在甘肃省尚属第一次，即使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罕见的。从医学角度来说，捐献者的年龄越小，“血管就越细、越脆弱，可能出现的变数也越多”。
小泽功是甘肃省第1例儿童遗体捐献者，有记录的第3位遗体捐献者。
李玉民用“小伟人”来评价这个小男孩在他心目中的位置：“这是多大的义举，很伟大的，一个生命可以拯救多个人的生命。”
就在24日开始的时候，医生宣布了躺在5楼重症监护室的小泽功脑死亡。伦理委员会的成员从四面八方赶来，相关的一系列程序迅速启动。
24日下午3点56分，跟小泽功最后的告别在重症监护室外的电梯口举行。那里摆放了6束鲜花，花的主体是灿烂的白菊和黄菊，一条黑底白字的横幅这样写道：武泽功小朋友，我们想念你！
主持人宣读了悼词：“武泽功，我们的好孩子，我们生死不离，你让我们相信了生命不息，你的血脉创造了奇迹，爱是你的传奇。你伟大的精神世界，将是我们成人的全部动力。”
整个过程持续了3分多钟。小泽功的爷爷武荣福走近看了一眼，其余的时间他都在一旁静静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这位58岁的老人，戴着一顶藏蓝色帽子，脚上穿着一双黑色布鞋，蹲在走廊的一角，从背包里掏出半卷发皱的纸巾，擦了擦眼泪。
“死的人死了，(捐了的话)，还能救一个生命。”半晌，这个只上过小学的农村老汉才冒出一句话。
他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中，可手机里的一张照片却让他笑了。照片里，蹒跚学步的小泽功叼着爷爷刚卷好的旱烟卷。
因为分娩顺利，武荣福给这个孙子起了个乳名，叫“逢旭”，在甘肃永登方言里，“逢旭”与“顺利”谐音。
但是，疾病来得太突然。今年元旦后不久，武荣福便频繁地听孙子嚷嚷头疼。原本活蹦乱跳的年龄，经常喊乏。感觉不妙的家人把孩子送到县医院做了脑电图。
医生作出的诊断是颅内肿瘤。
为了看病，这个小男孩第一次来到大城市兰州。他去了一趟小西湖公园，住了一晚上60元的招待所，还对爷爷提要求说，“赶紧去看病，等病好了，买新衣服回家。”
在他短暂生命历程的倒数第三个晚上，小泽功突然想吃西红柿。于是，爷爷背着孙子跑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离医院一站地的街边摊，买了3斤拳头大小的西红柿，他一口气吃掉4个……
下午4点13分，小泽功被推进了6楼的手术室。
很快，手术结束了。两位医生带着供体紧急赶往机场。两人在重庆机场分手，一人赶往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一人则搭乘当天最后一班航班飞往广州。赶巧的是，当晚，重庆仅有一班航班飞往外省，目的地就是广州。
接近6点的时候，早早等候在手术室外的两位师傅王水明和刘轶接到通知，手术已经结束，要对遗体进行美容。
6点10分，刘轶小心翼翼地抱着裹着蓝布的小泽功的遗体走出手术室。遗体被暂时安放在医院地下三层的太平间里。不久，他的名字将被镌刻在华林山公墓的一块墓碑上。
此时，小泽功静静地躺在太平间，穿着一身崭新运动服，“就像睡着了一样”。
武荣福老人赶来看孙子最后一眼，他摸了摸孩子的眼睛，拽了拽孩子的衣服，嘴里念叨着：“逢旭，走好。”(记者 张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