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太原一幼儿园被曝光有老师“狂扇女童70余下耳光”的消息尚未平息，日前，又有一张浙江温岭幼儿园老师虐童的事件惊现网络。近年来的虐童事件可谓五花八门，当事件的加害人被处理，相关的机构赔偿、道歉甚至被取缔后，事件就告一段落。但是，如此虐童的事件还在上演，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反思、警示和根除。
面对施暴、虐待行为，身处弱势的孩子能用什么武器来与之对抗？虽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文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人。”遗憾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一部综合性的法律，缺失对责任主体的规定，没有明确谁是责任主体，使得这一规定因不具操作性而难以产生保护未成年人的实效。可以说，对于虐待儿童的问题，我国并没有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予以规定，也没有专门的部门对虐待儿童进行协调和监管，正所谓，有法律执行不力甚或无法执行，比没有法律更可怕。
从事件另一方面来看，虐童事件也体现了师德的沦丧和法律对幼教师资准入规定的缺失。幼师虐童事件已经不是教师存在的职业素养问题，也不是“无证上岗”的问题，已经涉及到幼师准入制度的层面了。众所周知，中国的幼师是资源性短缺，幼师实际持证率仅为40％绝不是温岭独有，全国各地普遍如此，城乡学前教育发展严重不均，幼教师资匮乏，人员管理混乱，在幼师严重紧缺的情况下，“先上岗、后考证”的现象就蔓延开来，幼师无证上岗似乎已经是常态，教育主管部门对此也处于默认状态，没有严格的准入机制，导致无良幼师进入教育领域，酿成一个个虐童事件。
在讲求强化师德和教师准入考核制度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回归到法治的轨道上，去实现禁止幼教虐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效果。从法律实效上来看，就某一领域存在严重违法现象却无法有效地予以解决，必须从立法规定和法律执行上进行分析，一是看立法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力度是否适当、预设是否周严；二是看有关法律执行、适用、监督机关的组织、结构是否健全、合理、有效，看法律执行是否严密无缺漏，在各个环节法律能够得到有效的遵守。以此衡量，在立法上，我国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严重不足，责任主体、保护主体(机构)以及违法处罚措施的规定缺失，使我国未成年保护法律仅存在于纸面，缺乏操作性和执行力度。
在法律的遵守上，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则存在更大的漏洞。当事教师被处理、学校或者教育机构赔偿、道歉甚至被取缔之后，事件就告一段落，没有专门的部门对虐待儿童进行协调和监管，更起不到警示和惩戒的作用。相反，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对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执行有一套严格的监督机制。例如:在美国，学校老师、社会工作者或医生如果发现儿童受到虐待的可疑情况，必须向有关机构报告，否则，他们自己就有可能受到轻罪指控。监督组织、结构的形成和健全才能保障法律有效的执行，才能实现法律的实效。
因此，破解幼教虐童事件频发的治本之道，除了立法上明确责任主体、保护主体，完善保护制度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通过法律执行、适用、监督等手段切实使保护儿童的法律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对于广大幼师和相关教育机构而言，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强有力的监督执行才是最好的教育，更是避免不良幼教频繁虐童的法治化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