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广为诟病的“天价幼儿园”问题依旧——据近日《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在北京、天津、武汉、深圳、长沙等地，都存在年学费在10万元上下的“天价”民办幼儿园，这样的学费标准是北京不少大学学费的20倍。
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官方数据，2011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5.6万元。也就是说，如果父母俩人的收入都在全市平均工资水平上下的话，一个孩子高价幼儿园的学费，就可以花去父母俩人的全部收入。
客观来讲，“天价幼儿园”并不是不可以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设计本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裕群体选择更高端的服务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是不是有一部分普通收入群体被迫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高端服务？
依旧以北京市为例，2011年出版的《北京教育年鉴》显示，当年全市共有各类幼儿园1245所，在园幼儿27万多人。但同时，亦有北京市卫生局数据显示，2011年北京市新生儿超过19万人。孩子在幼儿园需要度过3岁至6岁4年的时光。这也就意味着，有超过70万儿童有上幼儿园的需求。70万需求与27万在园幼儿数，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样的差距，并不是一部分幼儿不肯入园或者有异地儿童出生在北京但并不在京入园所能够解释的。
巨大的数字差距的背后，是政府所提供的幼儿园这样的公共服务资源严重不足。
过快城市化引发的大城市病，是有效公共服务不足产生的一个客观原因。实际上，不止幼儿园，包括小学、中学，不少大城市能够提供的服务都已经严重不足；也不止教育，医疗、交通等方面，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都面临着巨大冲击。
在此背景下，思考“天价幼儿园”的问题就不难发现，可怕的问题不在于“天价园”该不该存在，而在于“天价园”并非自愿选择，而是没有平价可选，无奈“被天价”，问题的根本即政府应该提供的幼儿教育这一公共服务的严重不足。
从经济学的角度考量，只要市场存在供需关系，这种关系就必然会对价格产生影响。如果供给弱小，需求庞大，那么想不“天价”都不可能。行政管理很难对这一“天价”形成有效的影响，因为“天价”会以各种方式存在——比如显见的私立幼儿园的高收费，以及公立园征收的赞助费，当然也包括不可见或不易见的的各类补习班背后的利益链等因素。
换句话说，供需巨大差异导致的“天价”，不仅体现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更体现在社会为之支付的各类高额成本上，这样的成本包括对管理体制及道德规范的冲击。
从成本的角度考量，增加有效供给和调节庞大需求，往往是最经济和易行的解决方式，尽管前一个解决方式通常需要支付直接的经济成本，而后一个解决方式需要充满智慧的系统性政策调整。
在我国，幼儿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之列。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幼儿园的财政投入是有限的。有数据称，目前我国学前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不到0.1%，而世界上，对早期教育的投入占教育总投入的平均水平大约为3.8%。在总的教育经费的安排中，我国学前教育经费只占全国教育经费总量的1.2%至1.3%之间。可见，加大投入，大有空间。大家都看到，各地对于基建项目，不也一个万亿又一个万亿地投出了么？分点给教育、医疗这样的公共服务，分点给幼教，没什么不可以吧？事实上，上海等地由于公立幼儿园大体能够满足百姓需求，相应的，少数“天价园”并没有构成百姓生活之痛。
道理说起来很简单，真到了实践中，不拿出点魄力来，简单的事也未必办得漂亮。
一句话，“天价园”可以有，“平价园”更不能少。高端服务大可以走市场，而公共服务的提供，政府不能缺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