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皮皮妈妈为了孩子入托的事窝了一肚子火。那天她通过朋友帮忙约见了区中心幼儿园园长。这家幼儿园从房屋建筑到游乐设施都可谓豪华、气派，只是园长牛气冲天，脸上的表情让人看了就望而却步。她根本没有让皮皮妈进屋聊聊的意思，在楼道里，她把手中拿着的条子扬了扬，“你看看，有教育局的，有区长的，还有托各种关系找来的，总之都是领导批的条子！我也难办啊，一个班40个学生都冒了，我实在是难以安排啊！”
之后，皮皮妈和爱人又心急火燎地去了另外一家公立幼儿园，这家幼儿园比上一家硬件差了许多，园长的脸色也和蔼了很多，但是谈到能否入园的问题时，园长依然显得很为难，表示这里的孩子入托前一般都上了该园一年半亲子班的课程。“我们也上过亲子班啊！”皮皮妈说。园长笑笑，“不是我们园的不行。”
在考察了一圈之后，皮皮妈决定把孩子送到小区附近的一家私人办的幼儿园，这家幼儿园就在一个普通的公寓里面，聚集了大大小小年龄不等的20多个孩子，看上去不太正规。但老师朴素的一句话打动了她：“挑幼儿园其实挑的是老师，我们都很爱这些孩子。”这些老师脸上发自内心的笑容是在那些门难进、脸难看的公立园里见不到的。
非正规幼儿园的非正常发育
“橄榄之家”幼儿园园长任女士最近又遇到了新问题，随着她创办的幼儿园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孩子被送进来，最近接连不断来了三四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都没有能力交托儿费。“如果我们接收这些孩子，幼儿园的经济负担就会加剧。但把他们全部拒之门外又于心不忍。”
任女士的幼儿园目前在一所别墅区里面，由于房租很贵，她的幼儿园收费又很低廉，曾经一度陷入资金紧张面临解散的境地。
从2007年开始自己创办幼儿园的任女士，原来把幼儿园选址在自己居住小区的一套两居室里。后来孩子越来越多，居民到教育局投诉幼儿园扰民，教育局检查过后敦促他们赶紧搬到一个不扰民的地方，否则就要予以取缔。 经过几次搬迁和折腾之后，任女士的幼儿园来到了现在的别墅区里。由于资金紧张，除去所有开支后，幼儿园的3个老师曾经一度每个月只能挣600元左右。今年，入园的“金猪宝宝”大增，学生数量一下子从30人蹿升到40人，已经接近了他们招收能力的上限，幼儿园的老师也由过去的3个变成了7个。“我们不以营利为目的，但资金的紧缺已经限制了我们的教学和幼儿园的发展，我也不知该如何变成正规军，怎样满足这些外来居民的入托需求。”任老师很苦恼。
“小小兵”幼儿园园长王女士有类似的烦恼。今年已经年近五旬的王女士，原来办园的地方拆迁，她被迫带着自己的幼儿园辗转了几处，才找到了现在这家居民小区一楼的两室一厅。“我本来已经萌生了退意，这些年办幼儿园太不容易了。但孩子家长不同意，追着我跑到家里面，20个孩子居然在我家里上了一个月的课。”据她介绍，她所办幼儿园的前身是一家化工原料厂的厂办幼儿园，工厂破产后，园子成了她个人的，几经变迁后，“一个好端端的幼儿园到现在变得无处安身”。
王女士说，目前在小区里办这家幼儿园实属迫不得已：这里活动空间小，门前都是停车场；而且，由于在居民区里，教学时不敢放音乐，害怕打扰到其他人。她说，自己曾经找到一个特别合适办幼儿园的场所，但一年的租金就要几十万元。“如果政府没有投入，不收编我们，光靠我们这五六个老师是很难坚持的。”王女士说，“我搞幼教工作将近30年，孩子到我这里我交流几分钟就知道是什么样的性格特征，我太爱这份工作了。”
低龄孩子托儿所难寻
8月24日早上，记者在北京通州某小区一家幼儿园门口见到了一位焦急的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一岁八个月了，请问你们这里能招收吗？”老师无奈地摇摇头说：“孩子太小了，没有生活自理能力，恐怕不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天早上，家住北京五棵松太平路某部队大院的多多从自己家去了隔壁的陈阿姨家——这里不是幼儿园，是开在家里的“托儿所”，两岁半的他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陈阿姨的家是教室兼午休室兼小食堂，接收的孩子一般在6个月到3周岁之间，很多送过来的孩子还躺在婴儿车上。
在家开办“托儿所”的陈艳女士原来是一所幼儿园的保健医生，2007年底，她生完孩子后决定留在家里照顾女儿。出于信任，隔壁邻居经常会把自家小孩送到她这儿代为看管，并自愿交纳一些费用。久而久之托管中心就初具规模了。陈女士介绍，托管中心甚至都没有名字，只是在部队大院的家长中口口相传，她都不用打广告。现在陈艳的托管中心维持在6~7个孩子的规模。除了陈艳自己，还有一位从幼儿园退休的老师帮忙。每天她们除了带孩子到花园里玩，还会上一些简单的颜色认知和认数字的课程。 对很多在北京这样大城市的家长而言，低幼孩子的托儿所难寻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在一家机关工作的刘女士告诉记者，她和她身边的很多女同事都选择把孩子先送进这种“家庭托儿所”然后再上幼儿园。“像我们夫妻都要上班，双方父母又都在外地，带孩子的问题的确很头疼。”刘女士说，“孩子才一岁多，我们曾经考虑过请保姆，但是把孩子交给一个不熟悉的人看还是不放心。相比来说，送托儿所肯定要比请保姆便宜，最主要的还是方便，就在我们家的小区，每天早上上班前把孩子送过去就行了，下班再顺道接孩子回家。而且都是通过熟人介绍的，也很放心。”
据了解，在北京的天通苑、回龙观等大型居住区，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地级市的规模，但是以天通苑小区为例，整个小区只有一所公立幼儿园，“家庭托儿所”的应运而生解决了不少孩子上幼儿园的难题，但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上都不能满足需求。
非正规幼儿园的身份问题亟待解决
民盟公布的一项调研数据显示，从1996年的3056所到2009年的1266所，北京市的幼儿园数量下降了58.57%。另据数据，在幼儿园总量大幅下降的过程中，伴随着民办园数量翻番上涨的，则是公办园比例和数量的快速萎缩。
北京一中原校长、北京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特邀委员王晋堂说，尽管我们现在强调政府的责任，但光靠国家办幼儿园，一时半会儿很难解决这么大的入园需求。北京市教委计划未来3年投入15亿元新建118所公办幼儿园，按每所幼儿园可接收300~400个孩子来计算，这也只能补上三四万人的需求缺口。再说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孩子们没法等，到时候都该上小学了。
北京市教委学前处处长张小红曾经表示，导致目前供求失衡的原因之一是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的数量日益增长。据统计，近3年全市46万名新生儿中，非户籍的孩子占了约51%。
目前，仅有少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能进入正规幼儿园，大多数孩子因为学位有限或者是价格因素，不得不选择非正规幼儿园。民盟的这项调查还显示，2009年北京市没有办学资质的低收费的非正规幼儿园共有1298所，数量比正规幼儿园还多。
北京市教委多次表示，有安全隐患的非正规园将坚决取缔和关闭。8月初，大兴魏善庄镇教委工作人员强行关闭一所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为主的“黑园”，但是由于该镇能提供的学位不足，导致该园100多个孩子中，大部分在当地将无法接受保育。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家张燕表示，托幼服务是幼儿园最基本的社会功能，但现在整个社会过于强调幼儿园的教育功能，设定很高的标准，反而使最基本的托幼服务功能无法得到满足。因此，相比公办园，发展非正规幼儿园所可以满足社会多元化、多样化的需求。在国外，好多家庭托儿所以及各种形式的日托中心，其实都是非正规的。在国内，它们不被承认，本身就是很奇怪的现象。
她认为，现在政府对幼儿园所的管理很复杂，办理办学许可证存在着许多的条条框框，门槛高，让办园成本变得很高。“其实幼儿园依托社区，在所在的居委会、村委会备案，能够在防火安全、计划免疫方面得到一些提醒和协助就可以了。在非正规园的问题上，基层是可以想办法的。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不担责任、取缔了之，这就要看他们把谁的利益摆在前头了。”张燕说。
据21世纪研究院提供的数据，目前，教育财政投入资金中有70%都用于极少数示范幼儿园。王晋堂认为：“政府大力扶持幼儿园的发展，那些民办非营利性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一样都应该得到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投入，这样入园贵、入园难的问题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此外，政府还要尽可能让非营利性的幼儿园从师资、布局上达到均衡化，只有这样公平性才可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