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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幼儿园：野百合有没有春天？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贾春娟 实习记者沈念祖发自北京
这是位于北京市北二至三环之间的一个房屋租赁中心。穿过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水果市场，再绕进九曲回肠的狭小胡同儿，记者终于找到“A幼儿园”（应“园方”要求，隐去真实名称）。一个简易二层楼，三百来平米，100多个孩子按不同的年龄段分成6个班，加上8名老师，6位班主任，3名保育员构成了这家“幼儿园”的全部。
只想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
1983年出生于黑龙江的杨小姐，16岁中专毕业就开始从事早教工作。怀着对首都的向往，19岁那年来到北京。看着无人看管的孩子满胡同乱窜，她便在一个租来的四合院里开办了一家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幼儿园”。而这家“幼儿园”没有在相关部门注册，属于非法的“黑园”，也就是社会上俗称的“山寨幼儿园”。
这里的收费标准是报名费100元，每月基本费用（包括餐费）380元。“如果加晚餐或者周末留宿就另外加点钱。”杨“园长”介绍。
从最初的十几名孩子，发展到如今的一百多人，从月月亏损到扭亏为盈步入正轨，杨“园长”一直坚持着着自己的教育理念，“我不想以教育为产业，变成女强人。我只想给无处可去的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
安全和卫生是杨“园长”最上心的。“公立幼儿园出了事情还有教育局来顶，我们这样的幼儿园就只能自己负责了。我们园一年中没出过安全事故，这在同行业中已算不错了。”
目前，园内每天都将孩子们的玩具消毒，还雇了专门的保安人员。但杨“园长”也承认，由于资金有限，还达不到正规幼儿园那样的水准。而这里的“保安”也与正规幼儿园不同。记者在园门口看到，身着便装、无任何保安装备的一男一女把孩子送到家长手上，并对来访者核实身份。
其实，“黑园”的安全隐患一直令人担忧。早在年初，北京朝阳区东坝乡一家名为“阳光乐园”的无照幼儿园失火，导致一名两岁半女童葬身火海。
白天是教室，晚上是宿舍
走出“A幼儿园”，记者又来到附近的“B幼儿园”——这也是一家“山寨幼儿园”。巴掌大的胡同口悬挂着“幼儿园”的牌子，“每月300元”的红字十分醒目。记者以孩子家长咨询入“园”事宜为由，终被获准入内。
走廊左侧是装有空调的活动室，但没有任何娱乐设施。已是晚上七点钟了，几个孩子还在蹦蹦跳跳。右侧是两间教室，其中一间仅十几平米，还兼作起居室。这里没有黑板粉笔。白天把木板收起并在墙上，空出稍有间隔的课桌；晚上把木板放下来，将课桌连成一个大通铺，床铺离地面足有两米多高。
两室一厅的房屋构造，除了供十几个孩子学习休息娱乐外，还是“幼儿园”负责人及家人的住处。没有阳台，给孩子们洗的衣服就挂在室内走廊两侧窗户的铁丝网上只晾不晒。
为什么这么多小孩要在“园”中寄宿？负责人解释，“就这个小姑娘，他家人有急事回老家了，都没顾得上见面，打个电话就走了。还有的家长是搞工程建设的，跟着项目走，项目去了外地，人就得跟着走。孩子只能交到我这里。”农民工学龄前子女构成了“山寨幼儿园”的主要生源。
尽管条件简陋，但负责人对自己的生源信心十足，“我们从不缺学生。”据悉，该“幼儿园”还将择址另开一所规模更大的“分园”。
家长：无奈中的唯一选择
放学时分，孩子陆续被家长接走，一位父亲带着孩子骑车刚走出几步，意识到孩子的荣誉小红花掉了，赶紧下车给孩子捡起来。记者趁机追了上去。“在这学不到什么，不过是一个看孩子的地方。我也想让孩子上好一点的幼儿园，可人家门槛高，要么收赞助费，要么还得找关系，咱一个批发水果的，哪有那本事？”来京务工12载的刘先生告诉记者。
听到记者提出“是否担心非正规幼儿园令人堪忧的伙食卫生状况影响孩子的健康”这样的问题，刘先生竟有些惊诧，“这样的要求太高了，孩子能有人管就不错了。”
去“山寨幼儿园”，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是无奈中的唯一选择。
记者了解到，某“山寨幼儿园”的费用在从每月380元涨到550元时，没有给家长任何解释。但许多家长还是忍气吞声接受了。
紧邻前两家幼儿园的“C幼儿园”也是山寨版的。该“园”负责人是一对夫妻。有家长向记者反映，这对负责人除了家长来交学费的时候笑眯眯的，平时对人很凶。园里聘请的幼教也基本没什么教学经验。
虽然该“园”的整体办学水平并不高，但“园”方对防疫防病的警惕性却很高。一位家长说，前段时期儿童手足口病比较严重。他的孩子手心上长了一个红点，虽然身体并无大碍，但“园”长还是不让入“园”，一定要等孩子恢复之后再说。
孩子们的尴尬未来
笔试。“1、3、7、8和2、4这两组数字有什么共同点？”
面试。“现场即兴作一首题为秋天的诗。”
这都是幼儿园升小学的经典试题，其难度足以令无数成年人折腰汗颜。本地生源录满了，剩下小部分名额才让外地孩子通过一道道关卡来竞争。
而“山寨幼儿园”出身的孩子，为提高成功率，只得像现在大学生投简历一样，走马灯似地出入于各校，轮流招架一场又一场的考试。曾有一个孩子，一圈考下来，哪个小学都没考上，家长无奈之下找到教育局。教育局虽承诺一定解决入学问题，但只能安排在五环开外的小学。“教育部门总说不要让幼教小学化，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可面对这些艰难甚至可以说是刁难性的考试，还轻松得了吗？”杨“园长”抱怨道。
据杨“园长”回忆，有一次，她和家长带着学前班几十个孩子去参加某小学的考试，凌晨4点赶到时，小学门前已挤满了人，只招90个名额，却有200多人去应试。笔试有十个题目，面试时有四位考官，全考下来得一个半小时，程序相当复杂。
“小学教育属于义务教育范畴，孩子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怎能对孩子像选青菜一样，挑来捡去？虽然有些问题是长期发展不足造成的，无法一蹴而就，但还是希望政府为这些外来务工者多做一些实事，解决好其子女的教育问题。”杨“园长”说。
收编还是取缔？
采访中，杨“园长”一直强调，“山寨园的确是游离在现行体制之外，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孩子要到哪里去？我们纵然有千般不好，但收容终归胜过抛弃。”
记者在北京市教委学前教育处的网页上看到，截止到2003年6月，已注册民办幼儿园包括中外合作开办的仅有66所。这些民办园不仅数量少，而且费用极高。从一份北京某双语幼儿园的收费明细表上看出，孩子的月平均费用竟高达6000元，远远超出了工薪家庭的承受能力。
随着新生人口的大幅增长，近三年出生的“金猪宝宝”、“奥运宝宝”中，户籍人口占49%，非户籍占51%，现有的幼儿园资源仅能满足一半的入园需求。而北京拥有合法身份的幼儿园却在不断减少，据北京市教育部门统计，目前全市共1266所合法幼儿园，比起 1996年北京市共3056所幼儿园，下降了58.57％。
而据《北京晚报》等媒体报道，全市共有“山寨幼儿园”1298所，超过全市注册的1266所幼儿园。办园经费不足、教师队伍不稳，收费混乱是“山寨幼儿园”普遍存在的问题。
今年北京两会上，市政协委员杜雨田曾提案建议，应制定北京市学前教育总体规划，尽快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对此，市教委答复表示，曾提出将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的设想，并进行过经费预算。但由于财政支出有限，政府目前尚无能力支付。
其实就投入一项来说，以2008年为例，十几亿元教育附加费中，仅有0.39亿元投向学前教育，占总数的3.1%。且这为数不多的钱都投入到了城八区的145所公办园。那些幼儿园很多本身就具备良好的环境、基础设施和师资，国家拨款对他们来说就是“锦上添花”。而那些条件简陋、真正亟需雪中送炭的“山寨幼儿园”却只能孤军奋战，享受不到半点政策扶持。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朵在辛勤的浇灌下欣欣向荣，另一朵却因无人灌溉生存多艰。
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曾表示，政府应该鼓励社会力量办园，构建多样化的办园体制，来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但如何正确引导民间力量参与学前教育，规范和完善社会力量办园？政府没有给出答案。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认为，如果仅仅是由于安全问题、办学质量等被取缔，还是会死灰复燃，“政府资金入注，帮助其改善。这是比较好的解决方式。”“经过办学资质审核，成为正式的有办学资质的幼儿园。”
暮色渐浓。记者结束采访，沿途返回。胡同两侧的练歌房传出激情澎湃的歌声，成人用品商店也打出电子显示屏。一墙之隔，墙内是破落的批发市场和散落在市场深处的“山寨幼儿园”，墙外是在晚霞的辉映下愈显巍峨的写字楼。一出胡同，便是车水马龙的公路。
还有多少无处可去的儿童，正淹没在这夜色之中？
点评：中国教育的“拼爹”时代
【作者】廖保平（资深评论人士）
在教育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既得利益者从不公平中获得好处，就等于剥夺贫困者受教育的机会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在中国，教育不公已经备受诟病，尤其是受教育的过程，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存在教育不公现象，有的因为没有户籍而无处可读，有的因为学费高昂而无钱可读，有的因为冒名顶替而无从可读，有的因为加分泛滥而无缘可读……林林总总，已经让公众觉得教育不公成了中国社会中最不公平的事情之一，不进行刮骨疗伤式的改革难以重建信心。
中共十七大报告曾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在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因此，教育公平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维护教育公平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教育不公不仅让教育丧失社会阶层流动的调节器功能，还将严重损伤政府的公信力、社会的和谐，以及国家未来的发展。教育的不公加剧社会公平，我们很难想像一个阶层疑固、差距悬殊、彼此割裂的社会，将是一个可爱的社会。
中央对教育公平重要意义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但推进教育公平如此艰难，以致社会积怨如此之深，一方面因实现教育公平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非一日之功；另一方面是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让教育公平推进阻力重重。
既得利益者当然很喜欢排他性的不公平，这会让他们有“大显身手”的空间，能从中暗箱操作、批条子、打招呼，甚至从量身定制的游戏规则中得利。拿高考加分泛滥来讲，正是设计有条件可钻的空子，让有背景的家庭可以通过“条件”运作来为子女获得便利，从不公平中得到好处。又比如虽然打破教育上的户籍限制，将会让教育的投入、学生的受教育权利不再受户籍影响，但也必然“挤占”既得利益者的教育资源，因而遭到地方保护主义、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有关。
在教育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既得利益者从不公平中获得好处，就等于剥夺贫困者受教育的机会，有家庭背景的学生靠权力、金钱获得择校机会，就等于让下层家庭学生失去接受更好的教育的机会，在一加一减之中，埋下了学生将来在就业、生活的种种不公，当这种不公平不断被固化，每一个人不是依靠个人的努力，而是依靠“拼爹”，必将造成强者通吃，强者恒强的格局。
改变这一格局，有赖教育体制改革，但长期以来，我们所谓的教育体制改革，不过是一场场“内部人改革”，就是说，由掌控教育资源的行政部门主导改革，作为既得利益者，其改革只会让近水楼台者先得月，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往往是被这些改革“改”掉的，于是，教育市场看似更开放了，其实优质教育仍被既得利益者霸占。
造成如此结果的根本原因，是教育改革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和利益博弈机制，改革变成既得利益者的闭门造车，想怎么造就怎么造，最终让教育偏离公平的轨道。要想打破现有格局，必须建立公共政策决策机制，让公众参与到改革的决策中来，通过多元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来遏止既得利益者通吃的局面，使教育公平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
遗憾的是，我们仍然不能在这方面看到大的改变，现在，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审议通过，教改即将进入实施阶段。虽然，这次教改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但仍然是教育行政部门主导，既没有搞听证会，也不有进行公开讨论，很难说建立了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也很难说有什么利益相关方的博弈，更很难说不会被既得利益者左右，最终偏离公平的轨道。但愿我这只是杞人之忧吧。（国际先驱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