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冰戈 来源：北京青年报
国家教改纲要征求意见月底结束，专家指出有些要求相对地方“已经过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国家教改纲要）第二阶段公开征求意见将于
●部分国家教改内容已经过时
能否同步配套地方教改纲要
对于促进我国教育的持续发展，教育专家们表示国家教改纲要的出台宛如一场瑞雪，令人感到欢欣鼓舞。由于国家教改纲要要兼顾全国各地的差异，因此不同地方的人感受不到本地教育发展的大趋势，比如相对于北京国家教改纲要的有些内容显得已经过时。
北京市多名教育界政协委员指出，在国家教改纲要中对学前教育的要求是“到2020年，全面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而这一要求在北京已经实现。那么北京对学前教育的教改纲要是什么，在国家教改纲要里是看不到的。
教育之春沙龙民办教育系列2009至2010年度学习委员会主席胡卫也指出，国家教改纲要要求不要设立重点学校和重点班，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重点学校重点班几年前已经没有了，而是改成了示范校。
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特邀委员、原北京一中校长王晋堂指出，国家教改纲要中的部分内容没有考虑到阶段性发展的特点，因此没有看到将来该阶段教育发展的大趋势。王晋堂说，国家教改纲要既要考虑到地域发展差异，也应给出教育发展的未来方向。
教育专家们建议，国家教改纲要征求意见的同时能否同步配套地方教改纲要，“国家教改纲要指导全国教育发展，地方教改纲要引导地方教育发展，作为市民来讲，除了关心国家教育的大发展方向外，更关心本地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如果只是先征求国家教改纲要而没有同步的地方教改纲要，必然会导致地方教改纲要过于依赖国家教改纲要，市民也会担忧在国家教改纲要的大范围内地方教改纲要的不作为。”
新华社《瞭望》杂志资深教育记者周大平担忧地指出，实际上，我们定再好的一个规划纲要，在操作中都要打折扣的，比如说基础教育，有很多地方政府作为不够，比如说新颁布的义务教育法关于教师流动的问题，三年半后，某地方才推出一个关于教师流动的细则。
●有些描述语含糊“易留下隐患”
建议少用含混的语言和概念
对于国家教改纲要有些内容语言描述含糊的情况，不少人表示易给将来纲要的执行会“留下隐患”。
“国家教改纲要对学前教育投入机制描述为政府投入、举办者投入、家长要承担。这里举办者投入概念就非常模糊。”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特邀委员、原北京一中校长王晋堂说，“《教改纲要》对普通高中经费机制以政府投入为主，各种筹资为辅的描述，我认为就为正在实行的高中招生三限政策埋下伏笔。限分数、限钱数、限人数的高中招生三限政策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应该予以取消。这样的经费投入机制，也为假民办学校提供了埋伏。目前全国各地就有不少公办学校变相为民办学校乱收费。”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认为，民办中小学也应享受两免一补，因为既然是中小学，国家两免一补就应该面对所有的学生，这才真叫平等，不是在文字上出点花招，写个笼统的，使它合法化。任玉岭还指出，包括现在一些民办大学的学生回家连个车票都不允许买就应该坚决制止，“在国家教改纲要里，应该很明确的使这些学生享受跟其他学生一样的待遇。”
“我认为还有一个模糊的东西需要再提，能否写进去是一个建议了。”吉利大学执行校长王兴贵说，“一定要把职业教育究竟是一个办学方向还是办学层次在这次规划大纲里面搞明白，不然的话虽然很振奋，但是下来我觉得，可能具体的办学者和涉及到学校的存亡和未来的发展都还是受制约的。职业教育学生需要相当的基础，并不是考不上大学本科的学生才能去到职业教育学院里面去学习，职业教育实际上也不是高等教育剩下的一个层次的教育。你把职业教育如果限定成一个层级，比如初级教育完了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完了是高等教育，如果这样含混的表述职业教育就完了。”
●教改纲要内容能否增加阶段性落实时间和相应罚则
对于国家教改纲要，新华社《瞭望》杂志资深教育记者周大平说最怕虎头蛇尾。“我可能更悲观一点，也可能有头没尾，连蛇尾都没有。此前有很多的各种规划和计划，仔细想一想是不是都没有尾？”周大平说，“今天又定这么一个规划，我的建议如果说没有一个定期的盘点，或者说我们找社会上第三方每年做一些社会调查推出报告，恐怕这个纲要好与赖都无从说起了。”
周大平举例说，不要说现在的国家教改纲要了，就是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也是让大家振奋了一阵子，这个法实施后有多少违法的事情那里面也有问责，但是事实上相关部门问过什么责？比如合理的安排义务教育经费、建立教师劳动制度之类的问责，前几天在一个座谈会上才知道，这个义务教育法说的某项制度实施三年多以后，前不久某市才推出了一个关于教师流动的一个制度，不是说让这个教师去哪个学校待上一些天，作为一项制度你得三年五年在这个学校去干，地方政府才推出这么一个可操作的制度。
“还有一个忧虑是现在还不能积极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回顾一下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教育，当时教育还没出现现在的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问题还不怎么严重，像择校等，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说择校是越来越严重，有一些问题是改革出现了问题，比如中小学的改制或者叫转制，这是改革出现了问题，后来又往回扭。”周大平说，“当时看到一些问题时做了一些改革，最后证实确实问题很多，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证明它，包括寄宿制、中小学的并校，不能一刀切，农村的孩子甚至不能在自己那上学必须到乡镇里去，虽然政府好管理了，但是孩子上学不方便。农民们认为我们为了上学跑了很多路，包括寄宿花的那些钱已经把免费的部分给消掉了。”
周大平指出，在正在征求意见的国家教改纲要里，政府许诺了很多目标，但是没有说出不能达到什么将承担什么样的罚则。“为了不让国家教改纲要从推出之后就束之高阁，我忧虑的是随着时间的久远，从推出以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大家渐渐淡忘掉了，一直到最后大家谁也不提起了。我们最好推出这个之后为了避免以前出现的那些情况，增加它的时效性，我觉得最好能请一个社会第三方比较有口碑的公司，两年一做社会调查。有些指标做的怎么样，群众接受程度、普及率是多少，在过半的时候需要有盘点，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要有大盘点，总盘点，这也是推动地方政府，按照纲要去行政、办教育、管理教育的这么一个比较有推动作用的举措。”
中国计算机协会资深演讲者王钧也认为没有罚则将给国家教改纲要的落实带来致命的影响。“比如国家教育投入，教育法第54条明确规定每年要逐年增加，但是没有做到，这些也没有人去追究。第二个机会均等和择校，一定要把学校办成世界一流，但是办世界一流是你想办就办出来的吗，就像运动员一样，你说我从小就把他培养成田径运动员就培养吗，不是天生的。”王钧说，“第28条第8款学校有权拒绝所有的非法干涉、任何的机构，但是问哪个校长敢拒绝，这都是问题。”
“国家教改纲要的实施亟需有效监督。”王钧建议说，“首先要法理清晰，法理不清晰从来没有监督，就有效性可言法律、行政、道德责任应该分开用。其次执法要严，法律才有权威，社会才有正义。教育太关系到国家前途了！” 摄影/本报记者 钱冰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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