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自由游戏被剥夺的事实，反映了一个认识的误区：人们不是以尊重儿童创造力发展的特殊性、尊重这种特殊性的可持续发展来对待游戏的，而是过多地重视了具体的创造、创新目标，重视了这种具体目标的提前训练。由此，就把儿童的创造力异化成各种各样的特长训练了。
游戏与儿童发展的密切关系是毋庸置疑的，但本文所讨论的自由游戏，不是指课程化的、教学化的、模式化的游戏，而是指孩子们自然、自发、无拘无束的游戏，也就是俗称“放羊”式的游戏。本文主要讨论自由游戏与解放儿童创造力的关系。
培养创造力首先需要解放创造力。陶行知先生在《创造的儿童教育》一文中，曾详细地论述过解放儿童创造力的问题①。他对儿童创造力以及培养创造力的儿童教育，都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观点。他以生动的案例证明小孩子有创造力，认为只有真正承认小孩子有创造力，才可以不被成见所蒙蔽。他主张，发现并认识到儿童有创造力之后，就需要进一步把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出来。这就给了我们启示，创造力并不都是培养的结果，儿童的生活中就蕴涵着丰富的创造力，而且是近乎自然天性的创造力。教育者不只是需要重视培养创造力，还必须警惕自己是否有意无意地限制或阻碍了儿童创造力的发挥。
解放创造力的重要途径是游戏。但是，游戏(特别是自由游戏)被剥夺的事实，正在把解放创造力弄成了一个虚妄的假命题。没有人会否认儿童游戏的重要性，但是，功利性的社会背景、强加给孩子们的过度竞争、城市化进程和独生子女问题，都在导致儿童的交往互动被剥夺、儿童的生活被成人异化②。提前正规化的早期教育、各种名目的特长教育，使得最适合儿童天性的自由自在的“玩”在家庭教育中几乎成了奢望。幼儿的游戏也趋向正规化、科学化、模式化，或者就变异成了游戏课程、游戏教学，这样的游戏是成人费尽心思猜测估计预设的，既非自发也未必自然。显然，也迷失了“玩”的根本性意义。可以认为，家庭正在剥夺儿童的游戏自由，幼儿则在剥夺自由游戏。如果说这之中也在培养儿童的创造力，它也很可能是缺乏自由、缺乏自然天性、缺乏儿童的独特个性的创造力，是成人化的或依照成人意志制造出来的创造力。
如果我们试图真正解放儿童的创造力，有必要首先解放儿童的自由游戏。当然，通过自由游戏来解放的创造力，是以儿童为根据的。这种根据表明，它是创造力却未必就是创造，它解放的只是早期的创造精神却未必就是创造结果。自由是创造力的源泉。在某幼儿曾发生过这样的教学情景：黑板上画着小河、草地、大树，老师请小朋友把剪好的鸭子、兔子、猴子的图片放到适当的地方。有一个小朋友把兔子放到河里、鸭子放到草地上、猴子放在空中了，这引起了其他小朋友的哄笑。教师却没有简单地评判这一错误，而是宽容地让孩子说说为什么。这位小朋友说：“兔子见鸭子在小河里很凉快，就跳下去了，鸭子见兔子不会游泳快要淹死了就跑上岸来喊救命，猴子就从树上跳下来了。”这个教学情景还不是自由游戏，只是教师给游戏提供了一点自由，也就解放了小朋友的头脑，解放了创造。如果是自由游戏，那么可以想象，全体小朋友可能都会异想天开地创造起来。可以认为，不是自由游戏以“放羊”的形式妨碍了培养创造力，而是某些僵化刻板的游戏偏离了游戏的自由本质，异化了创造力，因为创造力需要的正是自由、宽松、尝试性、非功利性。即使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其实也往往在轻松自由、不会产生重大结果的尝试中最容易发生，而“当人们始终拘泥于生活的必需时，我们十分怀疑他们是否还有能力做出真正的、有创造性的反应”③。
自由游戏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它不必有什么功利性目的和理由，可以自主模仿也可以放任情绪宣泄，可以自成规矩也可以不伦不类荒唐可笑。它是由着性子的开放的“玩”，是愉悦的、满足好奇心的、并不受预设结果左右的玩。因此，才得以解放儿童的自然天性，解放自然天性的创造力。曾有一个培养创造力的教学案例:教师在白纸上画一个圆圈问儿童这是什么，鼓励他们想象出一系列事物，如乒乓球、鸡蛋、月亮、眼睛等等，而后引导儿童想象着在圆圈上填加东西，于是就能创造出娃娃头、兔子、小鸡等等，以此来教会儿童利用“加法”来创造。其实，这不是自然天性而是人工训练，不是创造而是因循，不是自由而是限制自由。比较地来看，当一群孩子来到海滩上的时候，随着一声“解散”，立刻发生的又是什么?可能这才是天性的呼唤、灵动生命的张扬、原创力的释放。在任何的一种教育环境里，如课间操之前、考试之后以及一切闲暇时空里，其实我们随处可以发现这样的解放，只是它们越来越狭小，时间越来越短暂，创造力也因此越来越变异了。还应指出，自由游戏释放了儿童的独特个性。自由游戏即使是群体的、是由儿童们自己达成了某种契约规则的，也依然能释放儿童的独特个性，这与成人化的或规定性的游戏不同，由此它才有解放创造力的不同功能。譬如，一群过家家的孩子会十分默契地各自扮演自己选择的角色，即使爬进屋子惟妙惟肖地“喵呜”着扮一只猫，或者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扮一座钟表。一群玩泥巴的孩子会创造出在大人看来全然无聊的各式作品，然后在他们自己的标准下尽情地相互评价，十分认真地编织他们的“白日梦”。他们的笑声、吵闹声、争辩声，其实都是他们释放独特个性的一种体现。对此，我们有必要提及杰弗里.丹斯基和欧文.西尔弗曼的一项创造力测验。他们通过对三组儿童提供不同的游戏经验来测试。先是把三组儿童分为自由游戏组、模仿组、控制组，分别提供给他们相同的一些常用物品。自由游戏组可以自由地玩，模仿组被要求用它们来模仿成人做常规的事，控制组被要求做规定的事。而后，对这些儿童进行有关物品用途的测试。结果，自由游戏组儿童提出了更多的非标准性答案。④这个测验的启示在于:他们是以“更多的非标准性答案”来判断创造力的，这正是儿童创造力以及这种创造力的个性化的标准，也是自由游戏的独特优势之所在。
自由游戏被剥夺的事实，反映了一个认识的误区：人们不是以尊重儿童创造力发展的特殊性、尊重这种特殊性的可持续发展来对待游戏的，而是过多地重视了具体的创造、创新目标，重视了这种具体目标的提前训练。由此，就把儿童的创造力异化成各种各样的特长训练了。在这样的认识误区里，人们试图通过训练来制造天才，其实这只不过是顾此失彼地提前强化，让儿童在某些具体方面达到儿童水平或者让儿童达到少年水平而已。通过自由游戏释放创造力，重视的不是具体创造而是创造性、创造精神、创造品质，是创造力在释放过程中的发展。它不追求规范、不计较正确与否、不在意是否有合适的技术方法，是自由自主自然的儿童生活中的创造力，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创造力。当代日本的乳儿童发展心理学理论，基于对传统游戏的某些可持续发展价值的考虑，也基于对现代游戏暴露出的被动性、非活动化、室内化、少数化、高额化等弊端的反思，因而主张重新振奋传统游戏⑤。他们对传统游戏的态度，决非仅仅因为它是一种文化传承与保护策略，而是对功利性游戏的某种超越。
侯春在/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