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华民族自古至今都非常重视话语的理解和分析。源于美国的话语研究在传入我国近三十年后有了长足的进展。目前，我国话语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数量十分可观(古风2010：46-48)。话语研究的对象、范围大大拓展。除了既有的语言学外，还兼涉文艺学、传播学、哲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等众多学术领域。话语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这既证明话语研究的重要性，反映话语研究的发散性，也展示话语研究空间的广阔性，预示话语研究的多学科整合趋势。陈汝东认为，话语研究多学科交融与整合的时代已经到来，预示着建立统一的学科理论体系——话语学的必然性、形成统一专业和学科建制的可能性(陈汝东2007)。施旭认为话语研究的文化转向策略标志着“中国的话语学工作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已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和条件，也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施旭2006：11)。但从第一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讨论会(浙江大学2007)会谈纪要可以看出，关心和参与中国话语学研究的学者在学科定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史及基本范畴等学科关键点上有分歧。可见建设这个学科“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施旭2006：11)。本文从学理、研究对象与方法、学风以及时代性4个方面对中国话语研究提出个人的几点思考。
2对学理的思考
20世纪，语言研究有过两次转向：一次发生在“二战”前后。这次转向使整个文化发展从过去的形而上学、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本质规律问题进入文本、语言、叙事、结构、语言批判层面，确立了哲学的首要任务是分析语言，即“哲学的语言转向”。另一次转向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使语言学研究由“纯语言”研究转向历史意识、文化社会、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研究以及社会关系分析、知识权力考察甚至文化传媒、科技理性分析等。这两次转向堪称20世纪理论界的两大里程碑。如果语言转向是推动所有人文学科向内转的重要动力，那么话语理论则是诱发其向外转的强大磁场。
语言转向瓦解了一元语境，使多元语境与对话成为可能。但随之而来的灵活自由极端化造成共同语言的丧失和不可通约性，交流不易。福柯和巴赫金的“话语”渐人前景时，语言遁人背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既关注语言与权力的双向运动，也考察话语对主客体以及两者关系的作用，因而被刻画为“话语一权力一主体”模式。而巴赫金则以超语言学凸显其“话语一意义一主体间”模式。“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生命的真正所在之处”(Bakhtin1988：252)。据此观照，并以90年代以来的比较文化史、文学史为见证，中西方交往与对话是双方各自获得复苏与生存进而走向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对话、共存、互补应当且有必要成为中西方共同的学术策略和生存策略。可见，巴赫金主义的要旨即“语言的生命在话语，话语的生命在价值，价值产生于对话，对话贯穿于文化”(白春仁2000：162—163)。两次转向赋予语言学和话语学以厚重的启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自律性与他律性以及基于自律性的他律性研究和基于内部研究而进行外部研究的自然过渡。
历史和学理的必然是互为表里的辩证关系。无疑，这对中国话语研究颇有意义。其中，包括内部话语研究与外部话语研究以及西方／英美话语研究与中国话语研究的和谐统一、自然化、可通约化。
3 对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思考
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都在不同意义上影响和充实西方话语研究体系，并呈现出跨学科贡献的主线路，即语言(话语与言者)与社会文化互动。中国话语研究也须在纵横两个方向上努力，即纵向以古为师，挖掘中国传统学术精华，从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和其他传统学术中汲取力量，横向联合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中的有志之士，推动中国学术的话语学转向，“从‘逻辑’走向‘历史’，从‘语言’走向‘社会’，从‘空间’走向‘时间’，从纯文本研究走向生命文化的意义揭示”(王岳川1998：4)，从而使研究者从精神和文化上负起时代的和学术的责任。这里牵涉两个问题。
其一是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建设学科。学科体系建设的科学有效方法须遵循以下3原则：理论范畴的建立与转化必须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材料为依据的原则；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在逻辑上要用范畴内涵的自身矛盾再表达的原则；历史进程中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内在联系要体现在比较完整而成熟的范畴体系中的原则(杨自俭2006：60)。这对于审视并借鉴西方话语研究的学科体系和建设中国话语研究的学科体系都有深远的意义。中国话语研究的基本范畴是什么呢?是学理、典籍(国学、汉学、传统文论)、学术思想、文化积淀、社会现实抑或是文化对比、西方模式?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这里，建构中国的话语研究体系陷入了难解的悖论之中。与“西方话语”相对的所谓“中国话语”，其特质无疑以中国社会文化为背景。但我们既不可能摒弃严格意义上的“舶来”概念和范畴，也不可能直接求助于传统文化，这就必然提出话语转换问题。将传统的转换成现代的，有两个基本途径：外在方法和内在方法。
其二是方法论的通约和借鉴。无论是内在的办法还是外在的办法都要找到互相通约之处。首先弄清楚哪些是通约之处，判断通约的标准是什么，即使解决了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何以通约的问题，即方法论的借鉴和扬弃。这些都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限于能力，笔者还不能回答，仅以方法论中的中西思维差异为例谈一孔之见。
共性是基础，个性(独立性)则标志存在的价值。可以肯定，无论是西方话语研究还是中国话语研究都不是其他学科理论的中转站或字纸篓，在为数众多的学科的滋养下能够合理取舍、条分缕析，形成独立体系，方能够发展繁荣。西方话语研究取得了基本成功，其中不乏学术思维之功。中国学者需要合理地冷静正视中西思维差异(施旭2008：137)，以求科学研究“洋为中鉴”，回归正确的方法论，以促进话语学研究的严谨性、系统性和(相对)独立性。这里仅以整体性Vs个体性、直觉Vs思辨为例进行说明。
